“大（咖）话农科”打造线上农业科技、科普推广平台，围绕我国农业科技发展中的热点痛点话题，特邀请中国工程院、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汪懋华，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理事长、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柯炳生，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杨雄年，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金文成、北京农业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农业农村部软硬件产品质量检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郑文刚等30余位国内外农业行业知名专家学者就“农业科技发展”“智慧农业（数字农业、大数据、物联网、无人机、无人车等）”“设施农业（新能源、新设备、新技术等）”“农产品加工（干燥技术、检测技术、功能食品等）”“农业水科技（灌溉物联网、污水处理、数字渔业养殖等）”“种质资源（挖掘、保护、利用等）”等多方面内容进行阐述观点，分析解答问题，为未来农业科技发展提供经验借鉴及发展方向。
其中，中国工程院、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汪懋华指出，信息化的发展是从数字化开始，逐步向网络化、泛在化、智慧化、智能化发展的一个过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宽带和移动宽带、传感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智慧地球、泛在计算、智能物理系统等新概念、新思想、新技术层出不穷，充分反映出信息与通信技术及其应用，在经过了几十年发展之后，正在向高端发展。
当今世界，数字经济已经进入加速创新，引领发展的新阶段。谁把握好数字经济发展，谁就能掌握新一轮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信息技术及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应用，正推动着数据（信息）成为继物质、能源之后的又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建设数字中国的关键是发展数字经济。
“感移云大智”成为ICT发展的新时代特征：“感”—感知系统；“移”—移动通信与移动互联；“云”—云计算；“大”—大数据；“智”—智慧与智能。
加快推进“互联网+”发展，有利于重塑创新体系、激发创新活力、培育新兴业态和创新公共服务模式，“互联网+”将带给“三农”新未来，“互联网+”将赋予传统农业、落后农村、弱势农民奔向现代化征途的新契机；“互联网+农民”将造就一批新农人创客；“互联网+农村”将推动农村信息化快速发展，改善传统农村生活方式和公共服务模式，为推动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的深度融合发展开拓新道路。
当前农业信息化建设的第三次浪潮扑面而来，信息化正在开启以数字技术深度挖掘和融合应用为主要特征的泛在化、智慧化应用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展望未来，人工智能将开启基以大数据、深度算力为基础学习的智能化阶段。“智慧农业”将是基于新一代ICT科技与农业农村现代化深度融合发展的集成体系。
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理事长、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柯炳生在谈及“依靠科技进步，走内涵式农业发展道路”问题时指出：我国的农业，只能走内涵式发展道路，而要实现内涵式发展，只能依靠科技进步。要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需要弄清楚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密切相关。
第一个问题：目标问题。农业现代化的根本目标，是解决好人民的吃饭问题。吃饭问题，有5个层次：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吃得愉悦。农业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解决好这五个层次或者五个方面的吃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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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炳生：依靠科技进步，走内涵式农业发展道路（一）#科技创新#乡村产业#现代农业#2021年科技活动周#第十一届科技节@农视野 @全球乡村产业研究 @富通科技园 @富硕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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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在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方面，可以概括为成就巨大和挑战突出。我国用10%的耕地面积，生产了21%的谷物，25%的肉类，30%的水果，养活了18%的世界人口。展望未来，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均收入水平的增加和城市化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总量会不断继续增长，并且对质量和安全的要求也更高。而在生产方面，则是面临着种种挑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资源约束，尤其是耕地资源、水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数量只会减少，而不会增加。而农业劳动力的成本，会继续快速提升。用一句话概括未来的挑战就是：如何用越来越少的土地，越来越少的水资源，越来越少并越来越贵的劳动力，生产出更多、更好、更安全的农产品。
这就引出了第三个问题，如何去应对好这些挑战，把我国的农业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水平。这就需要创新，而最关键的创新，就是科技创新。内涵式发展道路，其本质就是高质高效发展，是在不增加自然资源投入规模条件下的发展。面向未来，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同以往的农业比较，一定是以产量更高、质量更好、更为安全、更为高效、更有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主要特征。而所有这些，都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支撑。可以说，没有新的科技创新及其成果的应用，就不可能有现代农业的发展。
在提及“加大植物新品种保护力度，打好种业翻身仗”时，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杨雄年主任表示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负责农业植物新品种的受理、审查、测试等工作，并指出“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我国要鼓励育种创新、促进种业转型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就要下大力气保护植物新品种。”目前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事业建成了较为完善的三大体系：一是制度体系，2015年新品种保护单列一章被写入《种子法》，提升了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二是工作体系，主要由受理审查、复审、行政执法、司法审判、社会中介服务等机构组成；三是技术支撑体系，植物新品种审查一般都要经过田间测试，主要是对植物新品种的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开展田间测试，品种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测试技术能力的提高，为品种鉴定和维权执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以上三大体系协同配合，使品种权人的合法权益及时得到了保护，育种创新的积极性进一步被激发，品种保护的意识不断深入人心，突出体现在品种权申请量快速增长。授权品种正向多样化、特色化、品牌化发展，有力带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在新品种保护制度的激励下，种子企业投资育种的信心和积极性不断增强，正逐步成为商业化育种的主体，种业竞争力和创新活力进一步彰显，现代种业快速发展。
虽然我国成为植物新品种保护大国，但距离“强国”目标还有一定差距。从植物新品种权申请情况来看，存在“三多三少”的现象，即大田作物品种多，园艺经济作物少；相似品种多，突破性品种少；在国内申请多，走出去到国外申请少。“三多三少”现象从根本上反映出，我国作物育种发展不平衡、原始创新积极性不高、品种竞争力不足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当前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在制度上对育种原始创新的激励不够，已远远落后于当前我国种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保护范围较窄、保护力度不够、保护链条太短等三方面。
下一步，我们要修改《种子法》和《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进一步扩大保护范围，延长保护链条，加大保护力度，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切实强化原始育种创新者的权益，激发创新活力，大幅提升种业国际竞争力和种业科技水平，打好种业翻身仗！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金文成指出，数字乡村建设要从三个方面推动实现农村的“碳达峰、碳中和”。
一是构建农业农村碳排放核算方法。农业排放具有点多面广的特征。在农业领域，排放的温室气体主要有三种：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其中，二氧化碳主要来自能源消耗；甲烷主要来自家畜反刍消化过程中排放的和在稻田中产生的等；氧化亚氮主要来自化肥使用、秸秆还田和动物粪便等。在农村区域，除了农业生产，还有农村生活和二三产业带来的碳排放。这种分散多点式排放导致减排核算难度很大，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农业农村减排量进入交易市场，所以首先要抓紧启动农业碳排放核算的方法学研究，形成一套管理部门、生产主体、碳交易主体共认的核算方法体系，为后续的管控、交易等工作奠定基础。
二是测算农业农村碳排放数据。农业农村碳排放核算方法成熟后，就可以用来测算农业农村碳排放的数据。各地区可以将测算后的数据统一在各地建成的大数据中心归集整理，为农业农村碳排放的管理、监控和碳交易提供准确的数据基础。
三是打造农业农村碳汇交易市场。从2011年开始，北京、上海、天津等省市就已经开始了碳交易试点工作；2017年底，我国启动了碳排放权交易；2021年1月1日全国碳市场发电行业第一个履约周期正式启动。但是，农业尚未纳入碳汇市场范围，这主要是因为农业农村碳排放数据的核算和统计尚不成熟。希望通过数字乡村建设，促进农业农村碳排放数据的精准测算和系统搜集，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农业农村碳排放交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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